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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理简介
李国机（1925.9.28～2004.8.31）四川资阳人。
1952年毕业于同济大学法律系，被分配到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工作。1955年，新中国开始建立新的律师制度，李国机第一批被选中，于1956年调入上海市第四法律顾问处工作。此后，他整天挤公交车奔波于市内，调查、取证、开庭，最多时一天要开三个庭。
1957年3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被评为上海市律师系统先进工作者。此时，李国机接手“四明堂”案件，替被告人蒋业伟维护。6月18日被打成右派，离开律师队伍，下放农村养猪，后又成为造纸厂工人。
1978年11月，李国机被彻底平反，决心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成了“文化大革命”后最早归队的律师之一。1979年2月，重又走上法庭辩护席。在上海市第二律师事务所工作，后又组建上海市第五律师事务所并任主任。1979年底中国大陆恢复律师制度后，他代理了大量刑事、民事、经济和涉外案件，先后为上百家企事业单位担任法律顾问。198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8年5月，他创办国内第一家以律师个人名字命名的律师事务所——李国机律师事务所，并担任主任、高级顾问。当年被评为一级律师，曾任上海市律师协会第一、二、三、四届理事会理事，第五届律师协会顾问委员会顾问。
1957年，“反右”前夕。一位面容憔悴的少妇来到第四律师事务所等了整整一天。她是来找李国机律师的。少妇是四明堂药业局公方经理蒋业伟的妻子。
27岁的蒋业伟和四明堂老板陈济虽为师徒，但长期不和，特别是公私合营后蒋业伟当了公方的经理，陈济不服。“五反”时，蒋业伟检举陈济一笔账外资金和私藏手枪等问题，使陈济一直怀恨在心。
1957年3月11日上午，陈济和蒋业伟起冲突，蒋业伟的眼镜被打落在地，启中而此时陈济又一把扯住谨誉了他的胸口，一只手像要摸什么东西。出于防身，蒋业伟抽出了藏在身边的水果刀。一边的职工徐庆才见状把蒋业伟紧紧抱住，三个人挣扎之际，水果刀伤及陈济的手腕。伤处被刀划破，长约两寸许。
当时是公私合营初期，大家都非常敏感。那夸大的事实一传十、十传百，有关方面认为这不得了了，居然用刀刺伤私方经理，这不是破坏公私合营吗？于是，一声令下，严肃处理。5月22日，距离事发两个多月后，蒋业伟被捕。当时人们对此案的关注已超出了上海，苏、浙等地357个单位或个人来信给法院，要求释放蒋业伟。还有不少工人上街游行，声援蒋业伟。
李国机深谙此案背景，通往辩护席的无疑是一条凶险四伏的道路。但是，面对跪倒在面前大喊“救命”的少妇，李国机心头一震：是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律师当仗人间正义。我只祥旁段要依法辩护，尊重事实，还怕什么艰难凶险？他揽下了“四明堂”一案。
经过详细的调查，获得了大量证据，李国机确认蒋业伟属于正当防卫。令他感动的是陈老板的媳妇敢于当庭作证：“这件事是我公公不对，他先动手打了小蒋，接连两次，当第三次再打时，小蒋只是举刀防身，并没有蓄意伤人。”
李国机在法庭上出示证据，有根据地为蒋业伟作了无罪辩护。尤其在辩护词的最后一段，他大义凛然地说：“人民法院是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不要因为某些片面反映而迁就事实，影响到判决的公正，请求法院宣告蒋业伟无罪。”
法庭旁听者为李国机律师的正义感、魄力、才华大为振奋，掌声不断。黄浦区人民法院站在公正的立场，采纳了李国机的辩护词，依法宣布蒋业伟无罪，当庭释放。
一夜之间，大街小巷都在议论李国机。可以这么说“四明堂”一案是李国机律师律师生涯的成名作。
1957年6月3日，李国机为蒋业伟辩护，6月18日，他就被打成右派。
1988年5月28日——外滩，和平饭店，在上海地标式的这幢老建筑里，“李国机律师事务所”揭牌。当红布揭开的那一刻，小小一块铜牌印证了我国律师制度迈出了与国际接轨的第一步。
李国机生前说过这样的话：“我迈出的这一步是顺应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大趋势，得到了当时司法局局长李庸夫和副局长王文正的大力支持……”显然，唯有改革开放，才有他黄钟大吕般的“这一步”。
李国机迈出的这一步，酝酿许久，其中不少细节和故事，是我从健在的李夫人王佩珠那里发掘到的。早在1983年，“南风”频频吹来。就在这一年的一天晚上，时任市司法局局长李庸夫登门造访李国机。
王佩珠说，当时，李庸夫和李国机在客厅里“窃窃私语”，生怕泄露什么秘密。王佩珠心细耳尖，隐隐听到两句，她说李国机神色凝重。后来，李庸夫征求王佩珠的意见，说：“大嫂，我想挑李国机‘发财’。”王佩珠一怔：“发什么财？怎么发财？”李庸夫说：“我想打李国机的牌子，成立一个私人合作制性质的律师事务所。”王佩珠听罢，连连摇头：“不行，不行。我们不要发这个‘财’。我跟李国机已经吃了廿年苦头，不想再去冒风险。”一旁的李国机被夫人一顿抢白，默不出声，呆了许久。他事后说，当时有点太突然，没有丝毫的思想准备，一则律师制度刚刚恢复，律师的地位尚未得到社会的认可；二则“公”与“私”的界限依旧泾渭分明，还不敢越过“私”字的雷池。
我记得很清楚，那时李国机朗朗笑道：“说到底，我的眼光和魄力远不及李庸夫，他这个领导比我这个群众高明啊！”是说笑吗？不。当时，李庸夫局长确实敏锐、超前、有魄力，敢为天下先。他选择李国机，是因为李国机名气响，社会影响大，这一“炮”打出去，就得打响，打得“惊天动地”。
李庸夫见李国机犹豫，李夫人坚决反对，这“戏”唱不下去了，只能按下不表。到了1988年，李庸夫局长即将到龄卸任。一个夙愿未完成，他心不甘。为了健全律师制度，他不改初衷，依旧选择李国机，这回不是商量听取意见，而是下了死“命令”，“命令”李国机必须在5月28日挂牌。李国机认为时机成熟，一口答应。那年，李国机63岁，当“李国机律师事务所”的牌子挂出去以后，国际舆论大为赞赏：中国律师界开了一个新纪元。
李国机的人物成就有哪些
以我个人名字命名的“李国机律师事务所”成立至今已15年了。抚今追昔，不由得不令我感慨万千。如果用四个字来浓缩我的律师生涯可谓“三个第一”，即：新中国第一代律师；“三中全会”后第一批复出的律师；成立了新中国第一家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律师事务所。
1955年，我国创建了新的律师制哪携度。我从虹口区法院被抽调去担任律师，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律师。当时律师行业虽是新生事物，但律师们为老百姓服务，很快便在社会上享有了良好声誉，而我也因在1957年参与“四明堂案”的辩护而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好评和关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铅缓绝获得彻底平反。1979年2月的一天，时隔22年，我又一次走上辩护席为一名冒充知青的逃犯辩护。由于当时没有恢复律师制度，因此在报道时只能巧妙地使用变通的提法：“文革”前曾当律师的李国机同志出庭为被告人辩护……”这条新闻在上视播出半小时后，即被台湾和日本的媒体作了转播。日本电视台在转播时用了一个醒目的标题“中国有律师了！”。同年12月，中央决定恢复律师制度，我因在此之前已重操旧业而成为党的“三中全会”后全国最早复出的律师之一。这是我律师生涯中的一个新起点，也是我的第二个“第一”。
1988年5月28日，上海和平饭店挂槐姿上了一块牌匾：李国机律师事务所。这是国内首家以律师个人名字命名的律师事务所，而我也在自己律师生涯中迈出了第三个“第一”。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现在虽然因年事已高不再在第一线办案，但我仍是李国机律师事务所的高级顾问，我希望李国机律师事务所再铸辉煌，更上一层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