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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精神病事件的河南农民徐林东事件

徐林东在漯河市精神病医院写下“救救我，想出去”，并署上姓名、日期（摄于4月17日）
本报记者 王怡波摄
当着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面，神智清醒的徐林东拿出笔，在黄色稿纸上写下:“救救我，想出去”。末了，他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写上日期:4月17日。
这时的徐林东，已被关在精神病医院6年半。因为怕徐林东出院后继续告状，当初把他关进精神病医院的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县大刘乡政府（记者注:2004年，郾城县撤销，大刘乡改为大刘镇，划归漯河市源汇区管辖），6年多来坚持每个月向医院缴纳1000多元费用，让徐林东与世隔绝，失去人身自由。
据徐林东的家人叙述，1997年，好打抱不平的徐林东，因看不惯一家都是残疾人的邻居张桂枝在宅基地纠纷一事上吃了乡政府的亏，开始帮她写材料、到各级部门反映问题。2003年10月，不堪徐林东“找麻烦”的大刘乡政府，把正在北京上访的徐林东抓回来，将其送到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关起来。2023年12月7日,大刘镇政府又将其转移到漯河市精神病医院。
记者在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到了徐林东2023年的住院病历和收费票据，所有证据都证明徐林东是在家属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大刘乡政府送进精神病院的。
精神病医院，提出让徐林东出院的请求。该院副院长丁红运当场拒绝:“那肯定不行，这得通过乡政府，你家属没这个权利。”
被电击55次，两次逃跑、几度自杀
周六上午，正是家属集中探望的时间，中国青年报记者与东方今报记者以徐林东家属的身份，在漯河市精神病医院见到了徐林东。“唉……”一见面，徐林东就一声长叹，“快6年半了。”
接受采访的1个小时中，徐林东逻辑清楚、谈吐清晰地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遭遇:被关6年多，被捆绑50次，被电击55次，两度逃跑，几度自杀。
据徐林东回忆，1997年，他开始代理张桂枝的官司。2003年10月，正在北京帮张桂枝上访的徐林东，被大刘乡政府从北京抓回来，先在当时的郾城县拘留所关了10天，后又被送到空冢郭乡一个皮革厂里关了4天。
2003年10月30日，大刘乡政府把他送到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
在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被诊断为偏执性精神病的徐林东，被强制进行各种“治疗”。徐林东说，医院给他打伏晨针（音），打完针之后，他的血压升高到180，后来又打伏晨，血压升高到200，“最近这5年之中，脑袋一直昏昏沉沉的”。除了打针，在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6年多里，徐林东共“被他们捆绑过48次，过电过了54次，那滋味真不好受，有一次过电把我这儿（指着额头两处）都烤焦了，过了1个小时还多。”
因为不堪被强制治疗之痛，徐林东两次尝试逃跑。有一次，他趁大家洗澡时，下楼偷跑，跑出医院外，但因地形不熟，被医院的人骑着摩托车追上。逃跑不成，徐林东还几度尝试自杀。“他们给我打伏晨，我实在是受不了啦。有一次我把吊扇上的电线弄开触电，没死成。后来在厕所我用头使劲撞墙，也没死成。”
在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期间，徐林东的身体不断恶化，不断生疮、生癣，“他们又不给我治疗，一直在里边关着，也不叫出去”。而徐林东的家人，直到2007年7月，才知道一直下落不明的徐林东被关在精神病院，这才到驻马店探望。
关于在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的治疗费用，徐林东肯定地说:“政府交的钱，大刘乡政府交的。”虽然徐林东没有亲眼见过乡政府的人交钱，但曾有护士跟他说起此事:“一开始一个月1300元，后来一个月1500元。”从护士口中，徐林东还得知:“如果我再上访，再找事儿，乡政府的当官的就会就地免职，所以不让我出去。”
2023年12月7日，徐林东被大刘镇政府转移到了漯河市精神病医院。其原因，徐林东说是“因为他们（指弟弟和张桂枝）为了营救我不断（奔波），后来医院也不知道咋知道有报社（得知了消息），律师也来让我签代理协议，可能害怕这种事，所以才通知乡政府把人接走”。
据徐林东回忆，从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转出来时，东王村村支书徐铁钢和大刘镇政府的人一道，去了五六个人。“因为我穿的是精神病院的衣服，出来时得换衣服，他们就去给我买衣服，弄了一件裤子和袄，其他啥都没有。没办法，我就把在驻马店医院的一件病号服也穿过来了。”徐林东掀开外套，露出里面的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病号服，上面印有“市精神病医院”字样。
6年多来，视力越来越差，他写字都得拿放大镜。不久前，徐林东向张桂枝要过笔和本，说要写此前的经历。在几页写得密密麻麻的黄色稿纸上，记者看到，徐林东所写的仍全部是与张桂枝案件有关的申诉——关于自己的遭遇，则只字未提。
整个采访过程中，徐林东多次向记者说“谢谢”。离开时，记者给了徐林东一包烟，看到他的眼里含着泪。
祸因，只为帮邻居讨公道
如果不是因为张桂枝，徐林东不会在精神病医院一待就是6年多。
张桂枝是徐林东的邻居，漯河市源汇区大刘镇东王村村民，丈夫耳聋，大儿子是脑瘫患者，而张桂枝自己则因为小儿麻痹症落下残疾，这个五口之家只有女儿和二儿子是健全人。
1997年2月，张桂枝开始考虑大儿子的婚事，打算拆掉老房建新房。麻烦来了。她先是和邻居王永安发生了宅基地纠纷，后又和乡土管所所长陈永和发生肢体冲突。她坚定地认为，乡政府在自己的土地使用证上做了手脚。
得知张桂枝的遭遇后，徐林东不顾家人反对，当即让张桂枝一家人在一个全权委托书上按了手印，帮助张桂枝状告乡政府。1998年6月，在两审皆输的情况下，徐林东带着张桂枝开始到北京“越级上访”。
2003年10月14日，徐林东被大刘乡政府派人从北京“抓”了回来。这就有了徐林东自述中提及的先关看守所后进皮革厂再送精神病院的那段经历。
徐桂林说，2003年冬天，家里知道二哥被乡政府接回来后，大哥徐林甫和姑父赵改正曾去乡政府送过衣服，但当时徐林东已不在那里，打听下落也没人告知。
直到2007年7月，徐林东通过一个去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看病的漯河老乡，才将消息传递给了家人。大哥徐林甫和姑父赵改正赶去探望，这是徐林东在精神病医院4年多后第一次看到亲人。
病历显示:徐林东很正常
在从郑州专程赶来提供免费法律援助的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常伯阳的争取下，记者在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看到了徐林东在该院的病历。
在一份病案号为“090459”的病历上，徐林东住院过程被详细记录:“2003年11月21日，被乡政府送入我院观察，2003年11月21日在我院司法鉴定为偏执性精神障碍。”也就是说，徐林东被乡政府送来一个月之后，医院才做出了“偏执性精神障碍”，而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精神二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宋丽则称:“我们这儿先鉴定再收治。”
徐林东的病历上，联系人一栏名字为“赵振”，在与病人关系一栏注明为:干群（干部与群众的意思）。
而本报记者在大刘镇政府采访时，工作人员明确告知，干部里根本没有一个叫“赵振”的人。而病历上“赵振”的手机号码，是大刘镇分管政法的副镇长赵廷耀的。
在一份徐林东2023年2月2日的住院证上，登记徐林东的住址为郾城县信访局，联系人一栏的名字是杨耀勤，与病人关系同样注明是“干群”。这些，在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医务科张科长看来，“完全符合正常程序”。
病历中，医院在对徐林东的检查中记录道:“意识清、仪表整，谈话接触可，尚能适应病房环境，对时间、地点、人物回答准确无误，饮食可，睡眠好，大小便正常，个人卫生知料理。认知活动方面:否认存在有感、知觉及感知综合障碍，谈话语速可、语量中等，在思维联想活动量和速度方面未发现异常。情感活动:情绪易激动，情感活动适切，无发现有病理性激情及强制性哭笑等，本能欲望如食欲、性欲无明显增强或减弱。无发现有关系妄想，被控制感等智能方面检查及记忆力方面检查，如常人谈话注意力集中，否认自己有病，拒绝住院治疗。”
从这些描述看，徐林东无疑是一个正常人，医院最后的初诊结论仍为“偏执性精神障碍”，主要依据是:“在思维、逻缉方面存在诡辩，主要是围绕宅基地官司进行诡辩，内容空洞，无发现有思维连贯性方面及思维活动形式方面障碍，在思维内容方面，存在有被害妄想，坚信自己败诉是乡政府、公安局、法院联合起来陷害他，说他打官司会一直打下去，因而无自知力。对打官司特别有信心，说只要一出院就会继续上访，告状，也有能力继续告下去，无消极言行及冲动伤人行为。”
在对徐林东的治疗记录中，有使用“氯普塞吨”、氯氮卓等药物，还有多次电针治疗的记录。而病历中夹带的2023年2月~12月的收据显示，期间共缴纳了1.2万元左右的费用，缴纳人处填的是徐林东。徐林东告诉记者，这钱是大刘乡政府交的，不是他交的。
漯河市精神病医院:家属没权接人，只有乡政府才有
从2023年9月到12月，张桂枝一直在驻马店奔波，她找到一个当地律师，也有地方媒体记者在她报料后前往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采访。院方感受到了压力，随即通知大刘乡政府把人领走。
2023年12月7日，一辆红色面包车驶入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车上下来的一个人张桂枝认识，正是他们的村支书徐铁钢，另外几个人则是乡政府工作人员。
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精神二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宋丽告诉记者，出院手续中有乡干部“赵振”的签名，亲属签名是侄子徐铁钢。徐桂林说，徐铁钢虽然按辈分也叫徐林东叔叔，但绝非直系亲属。
宋丽的说法是，大刘乡政府告诉她，徐林东被接走后就可以回家。而实际上，他又被送进了漯河市精神病医院。
得知二哥被转移到漯河市精神病医院以来，徐桂林没有放弃救他出院的念头。记者和他一起赶到大刘镇政府，同来的还有该村村支书徐铁钢。镇政府的一名工作人员与徐桂林有这样一段对话——
工作人员:我听说你想叫他回来？你把他弄回来，家里有地方住没有？
徐桂林:住的地方有啊，他还有一套院，吃的也没问题。
工作人员:现在回家咋弄，你也不能天天把他关屋里。
徐桂林:乡里一年得一两万花，他在医院受着罪。
工作人员:要是能不花钱跟你弄回来，谁都不想花钱。乡里这钱能不花谁都不想花，但是这没办法。
记者同徐桂林再次来到漯河市精神病医院。在病房区，徐林东找到了该院副院长丁红运。
面对徐桂林想接哥哥出院的请求，丁红运说:“你家属没这个权利把他接走。他是通过乡政府送过来的，你跟乡政府协商，只有乡政府才有这个权力。”徐桂林问:“可乡政府不是他直系亲属啊。”丁红运回答:“不是直系亲属，乡政府也有这个权力，直系家属没有。”
丁红运说:“因为徐林东反复去北京告状，影响到了乡政府，影响到了社会治安，所以才被送到了精神病院，这个事情只有通过政府协商。”
律师常伯阳问:“他又没攻击他人，又没造成社会危害，难道非得强行收治吗？”丁红运说:“这个事情你找政府，医生没有权利解释。他的行为上可能没危害，但是他的认识上偏执，偏执本身就是个精神问题。”
丁红运下了逐客令，“我再给你说一句，乡政府送来了可多（方言，很多的意思）人，你找乡政府的书记就可以了”。
而徐桂林再次去大刘乡政府找领导时被告知，所有领导又去区里开会了。他还不知道，二哥徐林东什么时候才能走出精神病院。
本报漯河4月22日电
河南漯河“被精神病”农民返家 6年半遭电击54次
2023年04月26日 23:45东方今报
帮助残疾人状告镇政府而被送进精神病医院的漯河农民徐林东，六年半里被捆绑48次、电击54次。昨日，他终于回到了家。
徐林东的回家之路，真是一波三折——送他进精神病院的大刘镇政府先同意家属领人，后出尔反尔，最后签字同意。本报记者在采访中被殴打受伤。
等待出院 镇政府同意领人又突然变卦
今报报道徐林东事件的第二天，记者从徐林东弟弟徐桂林口中获悉:大刘镇领导同意家属接人。
当日下午2时许，大刘镇党委书记李启龙、副书记孟庆春等人约见徐桂林夫妇谈话。徐桂林夫妇提出，要先将二哥接回家休养几天再做精神鉴定。在场的大刘镇领导均表示同意。事后，徐桂林提供的一份谈话录音证实了这一点。
接到消息，记者立即奔赴漯河市精神病医院，在大门口，大刘镇党委副书记孟庆春突然反悔，称从没答应家属领人。
临近傍晚，孟庆春才同意徐桂林陪同进入精神病院。记者在漯河市精神病医院通过病房栏杆见到徐林东，他向记者展示一个洗衣盆，说已经将自己的衣服整理好放在盆里，等候出院。
稍后，记者拿到了一份由源汇区区委宣传部提供的“情况通报”，对报道涉及的乡镇工作人员赵廷耀予以停职，等候相关部门的调查，而未提及赵廷耀副镇长这个身份。
事出突然 记者采访遭到拳脚袭击
昨日凌晨2时，徐桂林突然给记者打来电话，说村干部刚通知他，镇政府要去医院把徐林东接走做精神鉴定。徐桂林听到家门外有汽车发动的声音。
本报、南方都市报、中国青年报记者亦在第一时间给大刘镇相关领导打电话询问此事是否属实，大刘镇党委书记李启龙后来给记者回电话说，车出现在徐桂林家门口，是因为镇里工作人员白天找不到他们，准备找他们商量事情。
昨日早上7时，徐桂林的电话再次打来，说镇政府的人带着他大哥徐林甫去了漯河市精神病医院。
记者赶到后，徐林甫说，大刘镇政府人员进入精神病医院和院方商谈，家属被拒之门外。突然，一名穿白大褂的工作人员要锁住铁门。
徐桂林和记者上前问为何要这样做。一名五大三粗的男子突然冲出，开始推搡记者，本报记者胸口连挨几拳，右臂被抓出一道血痕，而一家电视台的摄像记者也受到了该男子攻击。之后男子快速离开。警察接警赶到后，没有找到该男子。
记者在该院见到了此前暗访时接触过的副院长丁红运，他称“昨天已经给徐林东办好了出院手续，他随时可以出院”。
镇政府松口 与家属签协议后同意徐林东出院
昨日上午11时许，大刘镇党委书记李启龙的到场打破了僵局，随同李一起来的还有卫生局的田局长和当地一名律师，并有一台小型摄像机跟进来拍摄。李启龙首先解释了凌晨发生的那件事情，称是个误会，表示今后不会发生同类事件。
上午11时27分，李启龙代表大刘镇政府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先给徐林东做常规的健康体检，确定其没有疾病后由家属领回家先休养，而后再商量做精神鉴定事宜，中午12时，大刘镇政府和家属达成协议，并分别在协议书上签字。
下午1时04分，大刘镇党委副书记孟庆春代表大刘镇政府为徐林东办理了出院手续，徐林东终于走出了精神病房。而在他出来之前，镇政府工作人员为他买来新鞋，让他换掉了长年累月穿的那双凉拖鞋。
漯河市精神病医院门口，徐林东在这里照了一张出院照，以纪念他在精神病院六年半的岁月。
回家的路 卫生局见证他体检一切正常
徐林东和亲人们吃的第一顿团圆饭是烩面，当时已是下午一点多钟，徐林东很想喝点酒，但因为下午要体检，被哥哥劝阻了。饭店不远处有一家理发店，徐林甫提议带弟弟理理发，刮刮胡子。从理发店出来，徐林东打趣说:“这叫改头换面。”
下午2时45分，徐林东到达漯河市中心医院二楼一个专家门诊时，源汇区卫生局派来的专人已经到达，这种情况下，徐林东的体检一路绿灯。下午4时11分，徐林东前期体检结束，医生给开了两盒治疗皮肤病的药品，他的身体一切正常。
下午4时14分，从医院出来的途中，大刘镇一名孟姓副镇长提出要给徐林东买身新衣服，在路边一个衣服摊旁，徐林东换上了崭新的裤子和夹克衫。地摊上没有买到腰带，徐林东已经等不及了:“回家再说吧。”
乡亲相见 “跟大家都打招呼，哪像精神病”
下午5时，大王村沸腾了。从大刘镇政府的面包车上走下来的徐林东被人群包围，他挨个和乡亲握手。“林东哥，回来了？”“林东大（方言，叔的意思），回来了？”一个又一个声音跟他打招呼，徐林东拿着大哥给他的100元钱，走进了一个小卖部，和店主热情地打完招呼，买了两条香烟，走出门向每一个年轻的和年老的男人递烟。
离家到北京上访，被送去精神病院，徐林东终于又见到乡亲。几个同村的妇女说，“变化太大了”，走时的黑发已经花白。但几乎所有人都说，“你看他谁都认识，跟大家都打招呼，哪像精神病”。
在三弟的院子里稍做停留，徐林东迫不及待地去看自己住的小院，院门外杂草丛生，甚至找不到大门钥匙，表弟张得旺把锁砸开，他才得以进入家门。
表弟砸锁时，徐林东提起了父亲，他说，父亲最疼他，也最理解他，在家人都反对他帮张桂枝状告乡政府时，只有父亲鼓励过他。“我想对老父亲说，我回来了”，“父亲的坟在哪儿”。此前，徐林甫曾告诉记者，他父亲死于自杀，时间正是徐林东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时候。
房间里堆满了禾秆，家具已经腐朽，在邻居家小楼的映衬下，更显破败。“代价太沉重了”，徐林东语音颤抖，他说，今后的第一个打算，就是为自己失去自由六年半讨个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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